而且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点击数: 发布时间:2019年10月07日

  “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许)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后汉书·卷六十八·列传第五十八》)

  “魏书曰:太祖自统御海内,芟夷群丑,其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自作兵书十万馀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临事又手为节度,从令者克捷,违教者负败……是以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御军三十馀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三国志·裴松之注·卷一·魏书一·武帝纪第一》)

  朱熹是什么人?号称儒学集大成者,被尊称为朱子,而且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朱熹与二程合称“程朱学派”,其理学思想对元明清三朝影响极大,是被这三朝盖章认定的官方哲学,连皇帝都不敢明目张胆的反对。

  “昔汉氏失御,九州残隔,三国乘间,鼎跱数世,干戈日寻,流血百载……宣皇帝(司马懿)势逼当年,力制魏氏……景文(司马师、司马昭)继之……至于武皇(司马炎)……除三国之大害,静汉末之交争,廓九域之蒙晦,定千载之盛功者,皆司马氏也。而推魏继汉,以晋承魏,比义唐虞,自托纯臣,岂不惜哉……臣每谓皇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后为三恪。”(《汉晋春秋·卷一》)

  奇怪的是,《后汉书》中的记载到了《三国志》中就成了截然相反的“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并广为流传。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申子之学本於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比如说被追尊为高祖宣皇帝的司马懿肯定在才干上能将他孙子司马炎甩出几十里地,北周和北齐的开国皇帝宇文觉、高洋给他们的老爹宇文泰、高欢提鞋都不配,更别提后来还涌现出蒙古和满人的两位铁血先祖铁木真和努尔哈赤。

  不过依然有坚持宋元以来对曹操固有观点的史家,比如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的钱穆先生:

  敌人破口大骂,自己人当然要忠心护主,比如鲍信:“夫略不世出,能总英雄以拨乱反正者,君也。”(《三国志·裴松之注·卷十二·魏书十二·鲍勋传》);再如凉茂:“曹公忧国家之危败,愍百姓之苦毒,率义兵为天下诛残贼,功高而德广,可谓无二矣。”(《三国志·魏书·凉茂传》)

  反正我一直认为朱熹这糟老头子坏得很,宋明之后华夏民族失去鲜活灵动的气质,他就是罪魁祸首

  不过这种情况到东晋时发生了变化——虽然皇帝还是姓司马的,但时却已经被“五胡”从中原撵到了江南,被迫“偏安江左”。面对强大的北方邻居,东晋数次北伐无功而返,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其形势类似于三国时期的孙吴、蜀汉之于曹魏。因为跟孙吴相比蜀汉更加根红苗正,因而东晋开始在舆论上“尊刘贬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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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汉末到三国,曹操从一介无名之辈发展成北中国之霸主、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过程中自然会树敌无数,然后被骂个狗血淋头。比如袁绍让陈琳起草的《讨曹操檄文》中骂他是“赘阉遗丑”,“身处三公之官,而行桀虏之态,殄国虐民,毒流人鬼。”(《三国志·魏书·袁绍传》);周瑜骂他“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刘备骂他“窃执天衡。皇后太子,鸩杀见害,剥乱天下,残毁民物。”(《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曹操的大气磅礴与盛世大唐的气质极其相合,故而唐人偏爱于他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王知人善察,难眩以伪。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与敌对陈,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豪不与。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对之流涕,然终无所赦。雅性节俭,不好华丽。故能芟刈群雄,几平海内。”(《资治通鉴·卷六十九·魏纪第一》)

  “曹操兼能政治、军事和文学,又能用人,是魏国创业者。然而,他却是一大奸雄,故为历史反面人物,此下中国历史六百年中衰,曹操不能辞其咎。”(《中国史学发微》)

  理学特别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性,尤其重视“正统”,“劣迹斑斑”的曹操自然不为之所喜。其实朱熹可以挂上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等无数名头,但他偏偏不是史家,自然无法做到像陈寿、司马光那样客观、公正的看待看待历史人物。可是这位朱子没有一点自知之明,非得横插一脚冒充内行:

  古今被赞为“千古一帝”的皇帝大概有两个半——秦始皇、唐太宗和康熙皇帝。但要是算上生前未称帝,但死后被追尊为皇帝的话,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曹操自是贼,既不可从。孙权又是两间底人。只有先主名分正,故只得从之。”(《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六·历代三》)

  不过两宋的赵家皇帝碰上了两晋司马家皇帝的老问题——又被异族撵到了江南偏安一隅,同病相怜之余连针对老曹的态度都高度一致,那就是高度仇视,然后破口大骂。其中影响最大的,对官方来说在于作为理学创始人之一的朱熹,在于民间则是杂居、评话。

  “观沉溺而不拯,视颠覆而不持,乖狥国之情,有无君之迹。”(以上皆摘自《太平御览·卷九十三·皇王部第十八》)

  也就是说,朱熹以前史学界对于曹操的评价多以陈寿的观点为准,而在此之后则以习凿齿的说法为正统。

  “昔汉室三分,群雄并立。夫民离政乱,安之者哲人;德丧时危,定之者贤辅……帝以雄武之姿,常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乎往代。”

  乾隆视曹操为篡逆,后者作为巨奸大贼便成了官方定论,而且与被宋明理学把持的思想界、学术界的论调高度一致。在文字狱盛行、官府对于言论严格把控的清朝,从此再无人敢越雷池一步去说曹操的好话。

  到了近代,曹操的境况也随着思想的解放有了改善,比如胡适先生就提出过自己的观点:

  你以为儒家这么轻易就认栽了?既然骂无可骂那就不骂,干脆冷处理——就是我不说你也不许说,大家都不说,就当从来没有过这么个人。

  “凿齿在郡,著《汉晋春秋》以裁正之。起汉光武,终于晋愍帝。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晋书·卷八十二·列传第五十二》)

  作为儒家的死对头,历史上的法家代表人物无一例外被骂成了百般花样。哪怕是上古先秦的所谓“贤人”们,理论上应该获得后辈的些许敬重也不能例外,比如先秦法家四巨头:

  “……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所以勤勤恳恳叙心腹者,见周公有《金縢》之书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前朝恩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

  但曹操也是面目最为模糊的历史人物之一,赞之者称其“功高而德广,可谓无二矣。”谤之者干脆称其为曹贼,恨不能寝皮食肉。如此两极分化的评价哪怕用脚后跟思考也知道肯定是不客观的,要客观公正的评价一个人物,脱离当时和当前的思想和舆论局限是基本的前提条件,当然这是很难做到甚至是无法做到的。

  朱熹认为东晋马屁精习凿齿对于曹操的评价很有道理,而陈寿的说法纯属扯淡,于是清编《四库全书》就得赶紧站出来替他摇旗呐喊:

  “《三国演义》在世界‘历史小说’上为有数的名著。其书谬处在于过推蜀汉君臣,而过抑曹孟德。盖操固然是坏人,刘备何尝是好人?论学、论才、论识,刘备远不及操。论居心不良,刘曹正是半斤八两。”(《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

  唐太宗李世民从骨子里其实跟曹操是一类人——一样的天资超人、才气纵横,一样的文武皆能、雄才大略,一样的慧眼识才、善于用人,一样的胆大妄为、敢为天下先。所以李世民对曹操有着天然的好感,不但尊曹魏为正统,而且在《祭魏武帝文》中将其比作“贤哲”:

  世语曰: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诸子百家中,唯有儒法两家对后世影响最大。因为三观不合,二者之间的互怼也是没完没了

  但凡能创下莫大功业的英雄人物,不敢说个个敢为天下先,但起码能成常人所不能成,其特立独行自然非那些凡夫俗子或是循旧俗、守旧礼的方正君子所能东施效颦、甚至所能理解的,口碑自然会分化,比如秦皇、唐宗概莫如是。在这里我甚至可以很不靠谱和很不负责任的盖棺定论——凡不是声名毁誉参半、有过“黑红”历史的英雄,非真英雄也!

  曹操能与他的前辈先贤享受同等待遇,我想以他的性格脾气,恐怕非但不会生气,相反会很高兴和自得吧。

  受李世民这位千古一帝的影响,再加上唐朝大气磅礴的时代气质与曹操相合,所以有唐一朝对于曹操普遍比较尊崇。比如杜甫曾赋诗赠曹霸,大赞其祖宗老曹“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丹青引赠曹将军霸》),王勃也称“魏武用兵,仿佛孙吴……振威烈而清中夏,挟天子以令诸侯,信超然之雄杰矣。”(《三国论》)杜牧甚至专门赋诗为曹操的赤壁之败打抱不平,遂有千古名篇《赤壁》:

  孙权也是个三国时期被低估了的英雄人物,曹操就曾不无羡慕嫉妒恨的赞其“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三国志·裴松之注·卷四十七·吴书二·吴主传第二》)。孙权则对曹操投桃报李,予以他相对客观的评价:

  而当时曹操在德行上最为人诟病的,大概就是在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演绎成“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那个典故: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求取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

  “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曹操统治天下,第一个特色是尚刑名,立法很严,因为大乱之后大家都想作皇帝,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操曾言,‘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这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曹操就是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中,形象不断在“英雄”与“奸雄”之间转换,一路“黑红”过来的历史人物的典型代表。

  哪怕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哪怕在京剧戏台上被涂成了白脸坏蛋,恐怕在大气磅礴的曹孟德心中,这根本就不算个事。

  自打董仲舒搞出一套“天人感应”的大忽悠理论之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觉得儒家打起的这块宣扬仁义道德的牌坊对自己的屁股坐稳那张龙椅非常有好处,于是爱不释手。不过能坐上龙椅的主儿大都不傻,很清楚拿儒家那套理论治国很不靠谱——看看史上唯一一个忠实践行儒家理论治国的“先行者”王莽同学最终死得有多惨就足够了(详见我之前的文章王莽是穿越者?其实他可能是“反穿”)。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后来的帝王治国大都是心照不宣的挂着儒家的羊头卖着法家的狗肉,所谓“外圣内王”是也。儒家对此虽然非常不满,但一来不好跟皇帝撕破脸,二来毕竟自家的牌坊还竖着,所以也勉强能忍了。可要是谁敢动了他家那块维系脸面的牌坊,儒家一定会跟他死磕到底,而且不死不休——其实也没那么吓人,儒家最大的本事也就是批倒批臭,那可是人家的拿手好戏。

  有多少人知道我们熟悉的《三国演义》,其实是“反清复明”分子二毛加工过的?

  但是想要成为“千古一帝”,仅靠“军政双优”还是不够的,而是需要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各方面均有优异的作为,起码不能有什么明显的短板。因此我个人的意见是——在那些被追尊了帝号、但是屁股没坐上帝位的一众英雄人物中,唯有曹操是最接近这个标准的。

  两晋的立国源于司马炎逼迫曹魏皇帝曹奂“禅位”,所以为了体现自身的正统性,特别强调曹魏“受禅”于汉,因此对三国时期那段历史的态度必然是“帝魏寇蜀”。因此在两晋之初对于曹操的评价是比较高的,这一点在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虽然陈寿对于曹操的嗜杀戮、喜权谋颇有非议,但总体评价是非常高的:“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两晋之后,尤其是在南北朝和五代十国这两大乱世,藩镇强势而皇权不振,“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把持兵权的权臣军阀强逼皇帝受禅之事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曹操沾了他儿子曹丕的光——后者发明的“三让而后受之”的受禅方式备受追捧,那些权臣军阀不仅学得有模有样,而且连辞让表都照抄不误。饮水不忘挖井人,所以曹操在这两大乱世的口碑还是不错的。

  其实曹操早就想到了在他的身后可定会是非褒贬不一,因此他还曾在《述志令》一文中试图为自己辩解并做出补救:

  “(太子刘奭)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惲、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汉书·卷九·帝纪第九》)

  “初,曹操微时,(李)瓒异其才,将没,谓子宣等曰:‘时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张孟卓(张邈)与吾善,袁本初(袁绍)汝外亲,虽尔勿依,必归曹氏。诸子从之,并免于乱世。”(《后汉书·卷六十七·列传第五十七》)

  “曹操建休功,定中土,垂光显盛大之业於来世……惟帝之雄,使天济其勇,尚延数年之位,岂强吴、庸蜀之不平……至今千年下,观其书,犹震惕耳目,悚动毛(),使人凛其遗风馀烈……高祖於丰、沛,光武於南阳,庙象咸存,威德弗泯。其次则谯庙也。”(《四库全书·卷一百五十二·集部五)

  ‘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

  其实曹操在后世屡遭黑手、频频被人针对这件事,要怪只能怪到他的粉丝之一、《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头上。老曹要是泉下有知,一定会大骂小陈同学嘴大无脑、没事瞎嚷嚷什么大实话?

  孤闻介推之避晋封,申胥之逃楚赏,未尝不舍书而叹,有以自省也。奉国威灵,仗钺征伐,推弱以克强,处小而禽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遂荡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县,食户三万,何德堪之!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今上还阳夏、柘、苦三县户二万,但食武平万户,且以分损谤议,少减孤之责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韩(信)白(起)尚且不论,申商是什么人?申不害、商鞅啊——那可是法家两大巨头!你老曹竟敢明目张胆的习效法家、替法家张目,法家的死对头儒家要是无动于衷,世人恐怕真要当孔老二的徒子徒孙是吃素的了。

  所以曹操在民间被黑化,其实只是个可怜的牺牲品——老百姓们恨谁,老曹就成了谁的化身和代言人……

  到了北宋也仍以曹魏为正统,宋真宗还曾下令重修亳州(曹操的故里)的庙宇以祭祀曹操,并让当时的文学大家穆修撰《亳州魏武帝帐庙记》:

  朱子盖棺定论,他的那些统治了元明清三朝政界、文化界、思想界的徒子徒孙们自然不敢有二话。而大清朝那位经常因为闲得蛋疼而乱搞的乾隆爷又来凑了个热闹,也不知道他是想拍朱子的马屁(清朝的皇帝对于儒家的狂热尊崇和无限拥护几乎堪称历朝历代之最)还是就是看老曹不顺眼,在编纂《四库全书》时看到穆修写的那篇《亳州魏武帝帐庙记》后大发雷霆,下令予以删除:

  可怜的老曹是第二个被人揭发丢掉羊头专卖狗肉的“售假者”,而且还是一身的黑历史拥有无数骂资,不遭到儒家的集火攻击被骂成筛子就有鬼了。

  “魏书曰:太祖(曹操)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

  不过习凿齿这家伙总是强行将自己的政治观点往史书中硬塞——肉麻的吹捧司马家的那帮怂包皇帝,简直令人作呕——“治史不谨”是出了名的,因此遭到了广泛的质疑。所以他的观点在此后几百年间都没什么市场,直到南宋情况才发生变化。

  可惜刘询这家伙文能安邦定国、再造中兴(而且恐怕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货真价实的“中兴”),武能干翻匈奴、兼并西域(这都是儒家大肆吹捧的汉武帝耗尽国用都没能做到的),在品行道德上也挑不出任何毛病,你让儒家从哪儿骂起、骂些什么?

  今天我要做的,就是在落满灰尘的史书中寻找线索,看看曹操是怎样从一位大英雄逐渐沦落成“曹贼”的。

  老曹的这一举动不但将儒家最为看重的脸面和牌坊彻底推倒,还踩上了几脚吐了几口吐沫,这让儒家哪里还有脸见人?他们的徒子徒孙还如何就业?

  “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卫鞅入秦,景监是因。王道不用,霸术见亲。政必改革,礼岂因循。既欺魏将,亦怨秦人。如何作法,逆旅不宾!”(《史记·商君列传》)

  比如东晋史学家习凿齿在所著的《汉晋春秋》中便以蜀汉为正统,甚至在历史承接关系上,干脆无视曹魏,让两晋直接承继汉统:

  人家老曹要在有限的生命里去积极进取,建功立业。即便终有一死,也绝不听天由命,而是要保持健康愉快的心情,争取延年益寿。

  “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知六?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適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史记·李斯列传》)

  不过如此这般瞻前顾后、委曲求全可不合老曹的脾气,所以他很快就把这些破事抛到脑后,玩起了歌以咏志:

  不过皇帝毕竟是冷静复杂的政治动物,最在乎的还是自己屁股底下的那尊宝座。所以老曹“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那段黑历史难免令李二不爽,又生怕自己的臣子跟着老曹学坏,所以赶紧话锋一转:

  4、南宋之后,受政治风气、学术思潮和民间文学的影响,曹操的形象彻底成了逆贼和奸雄。

  (所以如今提起汉宣帝刘询大概率要面对乌泱泱一大片满脸问号的吃瓜群众。俺曾写过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可是一想阅读量肯定不会超过三位数,只能一声叹息之下打入冷宫了。)

  而在民间,讲述三国故事的话本在宋元时代就已经出现。而自南宋以后,女真、蒙古等外来民族对于百姓的残害压迫使得民间的民族情绪异常强烈,体现在三国故事中,就是特别强调“汉统”,出现了强烈的“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曹操的形象进一步被黑化。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就是在参照史籍、传说、平话和杂剧的基础上完成的一部文艺作品,自然会体现当时的思想潮流。而我们现代人所熟悉的《三国演义》,实际上是明末清初的文学批评家毛纶、毛宗岗父子依据明代版本加以修订成的120回通行本——毛氏父子本身就是朱熹的信徒,具有强烈的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再加上因为明亡而产生的“故国之思”,使得他们修订的《三国演义》中,较之罗贯中版更加突出了曹操的奸诈狡猾、嗜杀无信以及无父无君的一面。通过这种“褒刘贬曹”的描写,明为体现“重塑大汉正统”的论调,实际上说他们在煽动“反清复明”也不为过,而这与当时的学术界和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是一致的。

  “操之所行,其惟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至于御将,自古少有。”(《三国志·吴书七·诸葛瑾传》)

  “(《三国志》为)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其书以魏为正统,至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立异议。自朱子以来,无不是凿齿而非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五·史部一》)

  “惟第三卷之首载《亳州魏武帝帐庙记》一篇……其奖篡助逆,可谓大乖於名教。”(《四库全书·卷一百五十二·集部五》)

  禅让这种事,受禅者先要假惺惺的“三辞”,再由托儿“三请”——这套流程就是曹丕发明的

  孙盛杂记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三国志·裴松之注·卷一·魏书一·武帝纪第一》)

  “太祖(曹操)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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