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世兵制为主、征兵制和募为辅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点击数: 发布时间:2019年10月08日

  三国末年,曹魏灭亡蜀国天下独大,但本应春风得意的曹家却丝毫高兴不起来,因为公元249年,司马懿趁着曹爽、曹训等人拜访魏明帝高平陵的机会,利用长子手中的兵权发动军事政变,软禁并诛杀了曹爽兄弟及其党羽,更将幸存的曹魏诸王置于邺城看管,一举控制曹魏政权,形成司马家专政的局面。面对这样的情况,曹魏势力做了猛烈的反扑,号称“淮南三叛”的毋丘俭、王淩、诸葛诞先后起兵对抗司马家族,但都被司马懿之子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一一。公元260年,曹髦奋起反抗被司马昭,曹奂作为傀儡被立为魏帝,5年以后,司马昭病死,曹奂禅让帝位于司马昭之子司马炎,曹魏至此灭亡,司马炎继位后称为武帝,更国号为晋,建都洛阳,公元280年,西晋攻灭吴国,统一全国。

  谈到晋朝,大家可能会感到陌生,但是提到三国提到司马懿就耳熟能详了。晋朝,正是衔接三国时代由司马懿家族所建立的一个朝代,是三国后又一大一统王朝,为区别后面的东晋,故而称呼这一大一统时代的晋朝为西晋。西晋只维持了37年的统一局面,在公元316年长安被各路起义军攻破后,晋元帝司马睿“衣冠南渡”,于黄河南岸建立政权史称东晋,中国再次陷入了史称南北朝的分裂时代。关于这一切祸端的起因,一般认为是“八王之乱”耗尽国力所致,但历史没有那么简单,八王之乱究竟是不是西晋沦亡的罪魁祸首呢?让我们翻开一卷卷古籍,细细梳理这一段历史的脉络来探寻真相吧。

  从上文中我们似乎能理出一个比较清晰的脉络,那就是八王之乱促使西晋在内战中损耗国力,因此在流民、诸胡部族、汉人地方势力的攻击下迅速覆灭。从这条线索来看,西晋沦丧北部国土的原因怎么看都是八王之乱没跑了,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当然,还存在一种可能性,即司马衷若并非痴呆而是一位明君,则第一阶段的斗争便不会如此迅速扩大成内战。如果晋惠帝能任用宗王以利用宗王的势力,届时中央权势将会稳步提高,地方大员或者宗王将会忌惮,局势将会稳定下来,内乱也就不复存在。不过这样的设想仍然太过理想化,曹魏到西晋的时代世家大族空前发展,司马氏本身就是河内温县的世家大族,其篡位也是在各个世家大族的支持下实现,因此西晋从建国之初就定立了优容士族的政策。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九品中正制和门阀制度,九品中正制始于曹魏,是一种中央委派官员“中正”到州郡地方评判人才,并授予九个品类等级对应选官的制度,理论上中正评判所参考的标准是家室与德才,此制度在西晋得到空前发展,但也因为中正一职逐渐由士族高门把持从而使得九大品类中高级的品类全部都是士族高门的子弟,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⑥的局面。不但如此,由于晋武帝对于世家大族的笼络,享受特权的世家大族形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⑦的门阀制度。在这两种制度之下,西晋的政治局面错综复杂,斗争更无穷无尽,且由于阶级固化、世家大族长期把持中央朝政,要想用撤换人员的方式消磨这些政治团体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司马衷即便是一位明君,也难以在中央政治斗争的漩涡当中有多大作为,若他要与这些世家大族作对则必须依靠宗王,请神容易送神难,届时如何避免宗王挟持皇帝而专权呢?若他要依靠世家大族对付宗王,则难免会出现明代靖难这样的境况,何况晋惠帝无论是宗王还是世家门阀都不是一块整体,它们之间也在争权夺利。八王之乱纵使不会出现,也难保宗王和世家门阀的斗争不会掀起内战。

  基本可以说,西晋内战的隐患是难以避免了。但西晋并非只有这一个损耗国力的顽疾,其兵制也存在着巨大的问题,西晋时沿袭三国旧制,以世兵制为主、征兵制和募兵制为辅。世兵制主要特征是兵民分离,兵户单独立籍与普通民籍区分,这些兵户世代为兵,地位低贱,若未经放免则不得更改户籍性质。世兵地位低下却要忍受战争的重担,这就注定世兵制无法长久,事实也是如此,自西晋建立以来世兵兵源就在不断减少,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便是兵户逃亡,早在西晋初年,就有兵士“亡逃窜于林莽,系执幽于囹圄”⑧,此后的世兵逃亡越发严重,晋惠帝时甚至“发奴助兵”⑨来弥补空缺。除开逃亡,自然损耗和征发带来的损失也非常严重,交州刺史陶璜曾于泰康年间上书称:“臣所统之卒本七千余人,南土温湿,多有气毒,加累年征讨,死亡减耗,其见在者二千四百二十人”⑩令人沮丧的是,本就不断损耗的兵户还进一步被世家大户官僚所消耗,西晋时常为褒扬官僚而授予士兵供其役使,这些兵户便在士族享有的荫户制特权的庇护下免除征调。如此种种严重的破坏了西晋军队的主要来源,导致西晋军队每况愈下,抵挡不住来自各处的攻击。

  从曹魏手上夺得天下的司马炎一改曹魏的作风,分封宗室27王,司马炎之所以这么做,清代作者王夫之的评价就十分准确:“魏之削诸侯者,疑同姓也;晋之授兵宗室以制天下者,疑天下也。”④不但如此,为进一步将权力牢牢掌握在司马家手上,司马炎还任用宗王担任州镇都督以控制地方兵权,如汝南王司马亮就都督豫州军事,赵王司马伦都督邺城军事。虽说兵权掌握到了司马家的手里,却埋下了内乱的祸根,宗王拥有州镇的军事力量必然为自己谋取政治地位,以军事力量为依靠的政治斗争其代价也必然是内战。公元290年,晋武帝司马炎去世,晋惠帝司马衷继位,八王之乱的第一阶段便拉开序幕,由于司马衷是一个痴呆需要人辅佐,因此刚一继位就爆发了太后父亲杨俊、惠帝皇后贾南风与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的政治斗争,最后以皇后贾南风的胜利告终。

  屋漏偏逢连夜雨,在兵制衰败的同时,天灾人祸也在不断爆发,伴随着八王之乱,西晋面临的是蝗旱水灾连年不断的局面,这些自然灾害带来的是大量的流民,从公元298年开始,就有10余万口流民从秦、雍二州涌入梁、益二州,另外还有4万余口流入宛县。整个国土之中流民总数竟然多达100多万口,30多万户。面对如此境况,西晋朝廷不但没有妥善处理,反而多有剥削,导致全国各地流民起义不断,如巴蜀地区李特、李雄父子所领导的起义;长江中下游爆发的张昌、石冰、王如带领的三次起义;石勒领导的冀州起义都是当时遍地烽火的最佳例证。

  公元300年,贾皇后杀太子,赵王司马伦利用禁军对其的不满而杀皇后及其党羽,把控朝政,仅过一年,眼看时机成熟的司马伦废除晋惠帝司马衷自立为帝。赵王的登基引起了其他宗王的不满,最为激烈的第二阶段因此宣告开始。公元301年3月,齐王司马囧、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共同起兵讨伐司马伦,经过一个月的交战,司马伦屡战屡败,其麾下右卫将军王舆联合广陵公司马漼举兵迎惠帝复位,复位后的惠帝诛杀司马伦父子及其党羽,起兵的三位宗王获得相应的封赏。不过稳定的局势也没有持续太久,很快3位宗王就因为皇位继承人的问题爆发矛盾,公元302年,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会同长沙王司马乂共同讨伐司马囧,司马囧兵败被杀。公元303年,司马颖、司马颙又联合讨伐司马乂,司马乂虽屡破司马颖的军队,却因“战久粮乏,城中大饥”⑤而不得不被动固守无法取得胜利,正当战事拖到公元304年,司马颙部下张方认为功伐不利想要撤退长安的时候,在朝中任职的东海王司马越却担心最终失败而和禁军将领联合起来将司马乂拘禁于洛阳城西北角的金墉城,并在黄门郎潘滔的建议下密告张方出卖司马乂,张方得知消息后立刻派兵将司马乂劫持到军营里处以火刑,司马颖、司马颙遂取得胜利。同年7月,不满二人专政的晋惠帝派遣东海王司马越率军征讨司马颖,结果在其大将石超手下大败,惠帝被俘虏至邺城,同时张方攻破洛阳。8月,幽州刺史王浚、并州刺史死马腾攻破邺城,司马颖挟持惠帝逃亡洛阳,司马颙挟持天子,遣返司马颖至邺城镇守,但二人并未笑到最后,公元305年,司马越起兵攻入长安,司马颙于新安被杀,司马颖被范阳王司马虓捕杀,历时16年的八王之乱终于结束。八王之乱的终结并没有给西晋带来和平与发展,反而促使了新一轮的乱局爆发。公元306年晋惠帝被司马越毒死,司马炽继位是为晋怀帝。两年后匈奴贵族刘渊称帝建国号为汉,北方各地胡人纷纷起兵反抗西晋,建立了多个割据政权,此后8年的时间西晋主力覆灭,洛阳、长安被破,晋怀帝遭到杀害,黄河以北的领土沦丧,西晋就此灭亡。

  兵制衰败、天灾人祸不断、内战隐患根深蒂固,如此情势之下,纵然没有爆发八王之乱,西晋又如何得以保全国力?国力的损耗必然带来衰弱,一个衰弱的国家在各路外族面前就是待宰羔羊,疆土的沦丧根本不可避免。因此,完全可以这么说,即便没有八王之乱,西晋仍不能避免沦丧北面的国土,以史为鉴,我们不能一叶障目,只看到历史中突出的部分,而要拨开表象看本质才能领悟历史的魅力。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其实八王之乱并非争相割据,而是争夺权力中心,除开司马伦自立为帝和司马越毒死晋惠帝外,其他宗王都是以晋惠帝为旗号互相攻击争权夺利,这说明问题出在中央权势的衰败而非兵权的下放,即使将兵权都集中在中央,如此混乱的中央权力斗争,也势必让这些掌握兵权的中央权贵利用军队争权夺利,再退一步,假若没有宗王出镇掌控军权,以古代有限的交通通讯水平西晋为了保证自身的战略防备也必然只能沿袭曹魏的做法将地方的军力交与地方大员掌控,以便构建完善的对外防御体系。这样一来虽说没有八王之乱,也会因为晋惠帝及其中央朝廷本身无能而诱使地方大员以军事力量入主洛阳争夺权力,纵使无力参与权利中心的争夺,也难免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想要割据,益州刺史赵廞便在流民涌入其境内时妄图利用流民割据巴蜀。如此一来,不论是否宗王出镇,西晋的内战纷争将必不可少,八王之乱的危害将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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